等你的心

　　——重温一份60年前的报告

　　60年前，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该委员会由13名一流学者组成，历时三年，九易其稿，于1947年3月27日发表了这份后来被称为“社会责任理论”总奠基的报告。报告称：“本委员会会反复表明我们的信念：新闻界应该自觉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近期，“艳照门”成为继雪灾之后的传媒焦点，我以为有必要来重温这份60年前的报告。

　　“艳照门”以侵犯隐私、传播淫秽为发端，最初的受害者为相关的数名艺人，如今已发展到青少年群体——据香港文汇报的街头调查显示，有近4成青少年有接触艳照，其中大部分为初中生。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即可明白这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伤害：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曾瑞明的评论，称“性生活都应潜伏的担忧和规范而人心惶惶，并转而伪装的畅所欲言来取代”，“这次事件每一个人都是输家”。

　　人性皆有窥视的阴暗面，难以自制(根据凤凰网的调查，有92%的网友表示会看艳照，并有98%的网友表示看艳照时并无负罪感)；而法律于此事件亦力有未逮(前几天关于艳照门的法律争议已经充分暴露了其局限性，此处不赘言)。值此困境，媒体更当恪守新闻伦理，担负社会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如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为之奋斗的理想中，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新闻界可能是蛊惑性的、煽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的话，新闻界及其自由将在宇宙的劫难中沉沦。”

　　分析“艳照门”的传播过程，有这样三个步骤：1、网民发布，2、传统媒体介入，3、网络媒体再次放大。纵观以往事件，比如重庆“钉子户”、陕西“虎照”，皆有这样一个过程，才能最终成为影响大众的公共事件。从中可以看到，网络媒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民与传统媒体皆为之所用，并受之影响。如今，大型网站的影响力已不亚于绝大多数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然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差异不可不察：如果说传统媒体尚有行业自律、新闻伦理的约束，网络媒体与之比较相差甚远。

　　在我看来，谈及社会责任，网络媒体大概还处于传统媒体初期阶段。美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以赢利为目的的报纸，极力迎合大众，以“很黄很暴力”为嘘头，越来越低俗，到了19世纪末，导致柑橘新闻泛滥。如果“艳照门”发生在美国那个时代，一定也会被当时的报纸热捧，其操作手法与现在网络媒体相比，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无他，经济利益驱动罢了。

　　在天涯社区，关于艳照门的一个帖子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两千万，据Alexa数据显示，天涯社区这段时间流量上升了一倍，并有大量香港、美国网友涌入。网络媒体要抵制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其难矣。如果说天涯只是一个论坛，内容由网友提供。那么对其他综合门户网站来说，关于艳照门的操作手法也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比如在网易的专题里面，针对照片真假就罗列了“专家鉴定”、“网友鉴别”、“艳照分析”，和之前的“华南虎照片”事件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但是，须知“华南虎照片”涉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乃公共事件，而此次“艳照门”首先是一起侵犯隐私权的违法案件，岂可相提并论？(对网络媒体来说，既可以在“钉子户”、“华南虎”当中发挥正面作用，也可以在“杨丽娟”，“艳照门”发挥负面作用，所以不宜因为有前者而感到乐观)当然，不独天涯网易，其他网络媒体也大多如此，如前所说，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驱动。媒体被称为公众的“看门狗”，假如为了商业利益一味迎合大众，充其量只能算只“哈巴狗”。

　　“着眼于公众启蒙的优良行为，同样也是优良商业。大众传播机构所服务的需求并非静止不变。年复一年，它们在增强和改变着公众的兴趣。它们有责任提升而不是降低公众情趣。”——当初美国媒体低俗化的倾向化终止于《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台之后，新闻界开始逐步约束资本的力量，促成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比如采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采编部门因此可以保持独立，不受商业利益的影响。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至今仍未破题。绝大多数网络媒体从业者，并不把自己视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伦理缺乏认识和尊重。虽然很多大型新闻门户的管理者都来自传统媒体，但很快即会随波逐流，因为在传统媒体培养出来的职业素质，一旦脱离环境即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几天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各大网站的“艳照门”专题均已撤消，各种分析图片也被删除。出于对政府管制的担心，媒体往往不愿自我批评，以免授人以柄。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媒体不自律，管制就会成为必然。当时的美国新闻界，也是身处政府管制(罗斯福新政，对新闻界同样进行了一定限度的监管和控制)与资本力量的双重夹击之下。《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针对此情况如是说：

　　“每一个关心新闻自由民主和未来的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督促新闻界担负起责任，如果它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到这一点，那么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政府权力将迫使它做到。”

　　“本委员会认为，它不应该像其他公众利益影响的商业——比如铁路和电话公司——那样受政府管制。本委员会希望新闻界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公共责任，以避免被政府行为强迫。”

　　“那些机构必须控制自己，否则就要受政府控制。”

　　也就是说，在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成员看来，媒体只有先做到自律才能免于授人以柄。当然，中国情况有别，媒体处境更为尴尬，但逻辑并无不同。假如媒体放纵无度，区别只在于：在失去自由的同时还失去正义性。媒体人如果不能自律，不过是从政府的奴隶变成资本的奴隶。如果把受管制作为放纵无度借口，甚至把目前的放纵作为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对这种论调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回到当下的语境，媒体可能的选择也只有先维护好媒体的公信力和道义基础，才能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新闻自由——否则真是不堪想象了。

　　“随着新工具的不断应用，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势力与日俱增。这些工具已超越了那些珍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新闻自由的前辈们的想象力”(《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同样，网络媒体这个新工具也超出了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前辈们的想象力。如何建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比如如何成立独立的第三方对网络媒体进行评价并提供相应的行业自律标准？网络媒体的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可能？网络技术对管理带来的难度如何克服？包括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基本的新闻伦理培训，并让网络编辑成为一份真正有尊严的职业，等等......不过参照《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如何出台的过程以及之后传统媒体的做法，我们应当能得到诸多借鉴。本文只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